辅助生殖 · 行业认知研究报告

第一章 · 总论：一门由牌照定义的生意

1.1 一句话定义与边界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指运用医学技术和方法对配子（精子和卵子）、合子（受精卵）、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目的的技术（弗若斯特沙利文《2026 年中国辅助生殖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白皮书》2026-03，第 7 页）。它分成两大支：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AI）和体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及其衍生技术。

人工授精是体内受精 —— 通过非性交方式把精子送进女性生殖道，让精卵在体内自然结合。按精子来源又分两类：用丈夫精子的叫夫精人工授精（AIH），用精子库供精的叫供精人工授精（AID）。按送入部位分，最主要的是宫腔内人工授精（IUI），也是最简单的一种辅助生殖技术，但受孕率较低（弗若斯特沙利文同前，第 7 页）。

体外受精俗称试管婴儿，是体外受精 —— 把卵子取出体外，在实验室与精子结合成胚胎，再移回子宫。一个周期通常要 2 至 3 周，流程包括卵巢刺激、取卵、体外受精、胚胎培养和胚胎移植（同前）。技术上分三代，但「三代」不是新旧关系，是适应症关系：

表的来源是弗若斯特沙利文同前第 12 页。这张表要读出来的是需求分层而非技术演进：一个患者该做哪一代，由他的病因决定，不由他的支付能力决定。这一点在后面讲医保时会再次出现 —— 医保能把第一、二代的价格打下来，但打不动「谁该做第三代」这个医学判断，因而第三代的机构数量约束是真实的产能约束，不是价格约束。

本报告的边界还要再划三刀。

第一刀，排除不孕不育的普通门诊诊疗。弗若斯特沙利文白皮书称，不孕不育可通过药物、手术和辅助生殖技术治疗，三者的治疗后怀孕率分别为 10%–15%、20%–30% 和 40%–60%（同前第 11 页）。本报告不对这组数据作医学解读，引用它只为说明前两种手段不需要辅助生殖牌照，任何具备相应资质的医疗机构都能做，商业逻辑与本报告讨论的完全不同 —— 它们不受名额管制。

第二刀，排除中介与境外医疗服务。这一段不在本报告界定的产业环节内，且涉及大量不受中国监管覆盖的行为，本报告不讨论。

第三刀，排除与生育无关的妇科用药。促排卵药物、黄体支持药物属于本报告范围；同一家药企的其他妇科产品线不属于。

1.2 三个口径：持证机构数到底是多少

金句 这一节是整份报告的地基。三个口径混用，会把行业规模算错四分之一到五倍。

公开报道里最常见的说法是「全国有六百多家辅助生殖机构」。这句话本身没错，但它回答不了任何一个有用的问题 —— 因为这六百多家里，有相当一部分做不了试管婴儿，绝大部分做不了第三代。

2020-12-31 一列来自国家卫健委《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名单》，转引自健识局《中国辅助生殖政策分析报告》第 24 页；该页同时给出公立与非公立的拆分 —— 411 家试管婴儿机构中公立 367 家、非公立 44 家，78 家 PGT 机构中公立 75 家、非公立 3 家。2025-06-30 一列来自国家卫健委数据，转引自弗若斯特沙利文《2026 年中国辅助生殖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白皮书》第 15 页。

图 1 · 三个口径的机构数：2020 年末的完整三段与 2025 年 6 月末的缺口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名单》；2020-12-31 的三段拆分转引自健识局《中国辅助生殖政策分析报告》第 24 页，2025-06-30 的两段转引自弗若斯特沙利文《2026 年中国辅助生殖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白皮书》2026-03 第 15 页。

这张表说明四件事。

一 · 2020 年末有 125 家持证机构只能做人工授精（本报告计算：536−411＝125），占全部持证机构的 23.3%（本报告计算：125÷536）。把这 125 家算进「试管婴儿产能」，等于把行业供给高估了近四分之一。

二 · PGT 是真正的窄口。 2020 年末 PGT 机构占全部持证机构的 14.6%（本报告计算：78÷536），2025 年 6 月末这个比例是 20.0%（本报告计算：127÷635）；换个方向看，最宽口径是最窄口径的 5.0 倍（本报告计算：635÷127）。四年半提升了 5.4 个百分点，但绝对数仍然只有一百二十多家 —— 分摊到 31 个省级行政区，平均每省 4 家。

三 · 非公立在最窄的那一档几乎不存在。2020 年末 78 家 PGT 机构里只有 3 家非公立，分别是中信湘雅、上海集爱和佳音医院（健识局同前，第 24 页）。这个结构由准入规则造成，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 申请第三代的前提是已经运行一、二代满 5 年（见 2.1 节），而非公立机构大规模拿到一、二代牌照本身就是晚近的事。

四 · 口径二在 2025 年没有现成的公开汇总数，本报告也未自行逐机构统计。 本报告检索了研报客平台 92 份辅助生殖相关研报、国家卫健委与多个省级卫健委公开渠道，未取到 2025 年「获准开展试管婴儿技术的机构数」的现成汇总值。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卫健委公开的《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名单》本身是逐机构标注准入技术的，理论上可由该名单直接统计出这个口径，本轮未做这项统计——因此这一格是「未统计」而不是「取不到」。这一格空着，没有用推算值填上。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第四层口径：技术是分项批的，不是一次批到底。同一家机构的批准证书上，夫精人工授精、供精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是五项分别核准的技术。西南证券转引国家卫健委的一组图表读数给出过这个结构：2018 年与 2020 年上半年，夫精人工授精约 459 家与 489 家、供精人工授精约 61 家与 70 家、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约 344 家与 367 家、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约 344 家与 368 家、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与筛查约 46 家与 52 家（西南证券同前，第 27 页；图表读数，精度不高于图的刻度分辨率）。

这组读数与上面的名单口径对不上：2020 年上半年体外受精约 367 家，而 2020 年末名单口径是 411 家，半年差出 44 家，而同期机构总数只从 523 家增到 536 家、只增加 13 家（西南证券同前第 27 页给出 2020 年 6 月末总数 523 家）。两个口径无法调和。 本报告以年末名单口径为准（536／411／78 三者内部自洽：411÷536＝76.7%，与健识局同页「有 77% 的辅助生殖技术机构掌握了试管婴儿技术」一致；78÷536＝14.6%，与同页「15% 的机构掌握了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一致），并把技术分项那组数只用于说明「牌照是分技术核准的」这一结构事实，不用于任何数量测算。

供精人工授精那一项还要单独说一句：它要求超低温冷冻，对设备要求较高，因此与人类精子库关联紧密（健识局同前，第 24 页）。2020 年 6 月末全国人类精子库只有 27 家（西南证券同前，第 27 页）。这是全链条上最窄的一道口，也是本报告不展开的一道口 —— 供精涉及的伦理与法律问题超出产业研究的范围。

1.3 产业链结构

辅助生殖的产业链形态是线性链加两道监管闸门：上游供货给中游的持牌医疗机构，中游把服务卖给患者，患者的钱一部分来自医保基金、一部分自付。它之所以与普通医疗服务链不同，在于两道闸门都是硬的 —— 上面那道决定「谁能做、能做哪几项」，下面那道决定「做了能收多少钱、谁来付」。

图 2 · 辅助生殖产业链结构与两道闸门

数据来源：机构数为国家卫健委数据，2020 年末拆分转引自健识局《中国辅助生殖政策分析报告》第 24 页，2025 年 6 月末转引自弗若斯特沙利文《2026 年中国辅助生殖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白皮书》第 15 页；周期数与渗透率同前第 14、16 页；单周期费用为锦欣生殖公开披露，转引自西南证券《辅助生殖专题》2023-03-11 第 22 页；医保覆盖情况见第五章各省文件。

图 2 要回答的是「谁把什么卖给谁」，它同时暴露了这条链最特别的地方：中游是唯一被行政名额限定数量的环节，而它恰好是价值最集中的环节。上游有几十个品类、几百家供应商，下游是上千万对有需求的夫妇，中间只有六百多个合法的通道。这个结构决定了后面所有的商业模式讨论。

1.4 市场规模与渗透率

行业规模有两个量纲：周期数和金额。周期数更硬，金额更依赖假设。

数据来源：取卵周期数为国家卫健委数据与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市场规模与非公立占比为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均出自《2026 年中国辅助生殖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白皮书》2026-03 第 16、17 页。该页注明市场规模「基于不孕不育人群、就诊率、诊治率及诊疗费用进行测算」。

2020 至 2025 年取卵周期数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10.4%，2025 至 2035 年的预测年复合增长率降到 6.5%（弗若斯特沙利文同前，第 16 页）。增速下台阶这件事，比绝对值更值得注意 —— 它意味着行业自己的预测已经把「低垂的果实摘完了」写进去了。

金额口径要小心一件事：同一家机构给出的两个数存在时间差与口径差。浦银国际转引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是 2023 年中国辅助生殖市场规模 308 亿元、2030 年 630 亿元（浦银国际同前，第 1 页），2030 年的终点与白皮书一致，中间路径可互相印证。但非公立份额有两个不同口径：白皮书按取卵周期数算，2025 年非公立占 12.6%；浦银国际转引的同一家机构数据按市场份额（收入）算，2023 年民营占 14%、2030 年预计 24%（浦银国际同前，第 1 页）。收入份额高于周期份额，机制上说得通 —— 非公立机构的单周期收费更高。本报告在引用时逐处注明是周期口径还是收入口径，两者不放在一起比。

渗透率是这个行业最刺眼的数字。辅助生殖服务渗透率指一段时间内接受辅助生殖服务的夫妇数量占育龄期间需要该服务的不孕夫妇人数的比例。

数据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2026 年中国辅助生殖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白皮书》第 14 页。

中国从 7.0% 到 10.5% 用了七年，绝对差距从 28.2 个百分点（对欧洲）收窄到 26.0 个百分点（本报告计算）。七年时间，差距只收窄了 2.2 个百分点。白皮书对此的解释是「政策环境和技术发展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并特别指出美国渗透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政策极其宽容，也有很多其他适用人群寻求辅助生殖服务」（同前第 14 页）。这句话点破了一个关键 —— 中美的分母不是一回事：美国的分子里包含了没有生育问题的正常夫妇、跨境患者、未婚人士等中国现行规范不覆盖的人群。因此这组渗透率对比不能直接用来测算中国的需求上限，它只能说明方向。

另一个可比性更强的量纲是每百万人的体外受精周期数。2023 年中国每百万人（以育龄女性计算）体外受精周期数为 4,260.6，美国为 6,703.3（弗若斯特沙利文，转引自浦银国际同前，第 1 页）。这个口径的差距是 1.57 倍（本报告计算：6703.3÷4260.6），远小于渗透率口径的 3.3 倍（本报告计算：34.5%÷10.5%）。两个口径给出的差距相差一倍以上 —— 这正是口径问题的实证。本报告采用周期数口径作方向判断，因为它的分母（育龄女性）比「需要辅助生殖服务的不孕夫妇」更可观测。

1.5 需求的基本盘与生命周期定位

中国不孕不育夫妇数量的预测是：2020 年 5,480 万对，2025 年 6,060 万对，2030 年 6,740 万对，2035 年 7,440 万对（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2026 年中国辅助生殖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白皮书》第 11 页）。不孕不育率方面，《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 2023 年我国不孕不育率约为 18.2%（转引自同前第 11 页）；另一组常被引用的数据是从 2007 年前的 12% 提升到 2020 年的 18%（北京市卫健委、《柳叶刀》数据，转引自国金证券《从产业链视角探索辅助生殖行业发展逻辑》2024-07-12，第 15 页）。

这个基本盘与出生人口是反向的。2025 年底中国全国总人口约 14.05 亿人，比上年减少约 339 万人，连续第四年下降；2025 年全年出生人口约 792 万人（国家统计局数据，转引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同前第 10 页）。出生人口在跌，需要辅助生殖的人群在涨 —— 这是白皮书称之为「逆周期性」的来源（同前第 10 页）。

本报告对这个「逆周期」的判断要收窄一档。它成立的条件是分子（接受治疗的人）能跟上分母（有需求的人）的增长，而这中间隔着两道闸门。从 2020 到 2025，不孕不育夫妇数增加约 580 万对（本报告计算：6060−5480），取卵周期数增加 39.0 万例（本报告计算：100.1−61.1）。新增需求转化为新增治疗的比例约为 6.7%（本报告计算：39.0 万÷580 万；假设一对夫妇一年一个取卵周期，实际一次成功活产平均需要多个周期，故这个比值只能作为方向性参照，不可当作转化率）。

生命周期定位上，本报告的判断是：中国辅助生殖服务处在「渗透率爬坡的早期」，但供给侧已进入「存量效率竞争」。这两句话看似矛盾，实际是这个行业最本质的特征 —— 需求端远未饱和（渗透率 10.5%），供给端却已经不能靠开新机构来扩张（名额受限，见第二章）。增量只能来自两处：存量机构把产能开满，以及每一个周期的成功率提高。白皮书自己的表述也指向同一处：「行业稀缺性正由牌照资源向规模化与技术能力转移」（同前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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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牌照：怎么发、谁拿得到、能不能新增

2.1 审批链条：五步、两道时间门槛、两年一校验

金句 这门生意的第一性约束不是资本，不是技术，是一张每两年要重新证明自己配得上的批准证书。

现行的管理框架起于 2001 年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它是国家首次正式公布的较为系统的辅助生殖技术管理规范，明确了对辅助生殖机构实行审批制度（国金证券同前，第 6 页）。2007 年，《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将医疗机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许可的权限下放至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前）。

审批走五步：向所在地提交材料 → 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初审意见 → 专家论证、卫健委收到论证报告后 45 个工作日内审核 → 获批后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 证书每 2 年校验一次，校验由原审批机关办理（健识局《中国辅助生殖政策分析报告》第 22 页）。

进入这条链之前，还有两道时间门槛，它们比资金门槛硬得多。2015 年 6 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审批的补充规定》提出：申请开展第一、二代试管婴儿的机构至少实施夫精人工授精技术或供精人工授精技术满 1 年；申请开展第三代试管婴儿的机构至少实施第一、二代试管婴儿技术满 5 年（转引自招银国际同前，第 8 页图 15）。健识局同页的表述更细一层：新筹建三代机构还应具备产前诊断资质（健识局同前，第 22 页）。

把这两道门槛串起来算一遍：一家从零开始的机构，要拿到第三代资质，最少需要 1 年（人工授精）＋ 5 年（一、二代）＝ 6 年的运行时间，且这 6 年里每 2 年要过一次校验（本报告计算，依据上述两条规定；实际还要加上三次审批本身的时间，故 6 年是下界不是实际值）。

这个 6 年的下界，是理解本行业竞争格局的关键参数。钱买不动它。 一家机构可以用钱把实验室建得比谁都好、把胚胎学家的薪酬开到行业最高，但它买不到「已经运行满 5 年」这个状态。这也是为什么第三代资质的分布几乎冻结在公立体系内 —— 到 2020 年末，78 家 PGT 机构里只有 3 家非公立（健识局同前，第 24 页）。

校验不是走形式。江门市中心医院 2026 年 8 月 25 日通过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组织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现场校验，公开通报称这是该院「连续第十次通过该项校验」；校验按「工作汇报、现场核查、专家合议、意见反馈」流程开展，对生殖医学中心人员资质、场地设备、技术质控、病历管理、伦理监管等方面开展全面审查（江门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2026-09-22）。连续第十次意味着这家机构已经过了约二十年的两年一检。

不过校验的退出强度要如实写。健识局的表述是：「国家卫健委组织专家 2 年校验证书一次，多是出具定期整改意见，很少取缔相关违规违法机构」（健识局同前，第 18 页）。本报告未能取到历年校验不合格并被收回批准证书的官方统计数据，因此不对退出率下任何判断。能确定的只有两件事：校验制度存在且在执行（江门的公开通报是实证），以及制度规定不合格要收回批准证书（《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框架下的规定，转引自国金证券同前第 17 页「周期数和妊娠率须达到一定标准，且每两年评审校验一次」）。

2.2 规划名额：一条全国公式与一批省级上限

审批权在省里，但省里不能自由裁量 —— 它要在国家部委的五年规划框架之内监管辖区内的辅助生殖机构（健识局同前，第 18 页）。

框架文件是 2021 年 1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指导原则（2021 版）》。它给出的数量测算方法是「每 230–300 万人口设置一个辅助生殖机构」（转引自招银国际同前，第 8 页图 15）。另一份研报给出的版本是「每 300 万人口设置 1 个机构」（西南证券同前，第 27 页）。两个版本不一致，本报告以招银国际转引的区间版为准，理由是区间版包含了 300 这个端点，是更保守的引法；同时明确标注本报告未取到《指导原则》原文，这一条属转引。

健识局转引的另外两条限制更具体：「增设数量不超过截至 2020 年底总数的 15%」「三代机构数量原则上不超过开展体外受精技术机构数量的 30%」（健识局同前，第 22 页）。

省级规划把这些原则落成了具体的上限数。下表汇总健识局第 23 页转引的各省「十四五」规划：

数据来源：各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2021–2025 年），转引自健识局《中国辅助生殖政策分析报告》第 23 页。规划期原则上为 2021–2025 年。

这张表最值得读的是它的形态，不是数字本身。十七个省里，第一列有十三个用的是「总数不超过 N」这种封顶式表述，另外四个（吉林、贵州、海南、福建）用的是「新增 N 家」这种配额式表述。需要单独说明四川与陕西：它们的第一列是封顶式（分别为总量不超过 36 家、20 所），配额式表述出现在三代那一列（新增 20 家、新增 10 所），属「总量封顶＋三代配额」的混合型。封顶式和配额式的差别是决定性的：封顶式意味着一个省的牌照总量是个常数，新进入者只能等存量机构退出或等下一轮规划；配额式则意味着这一轮还有明确的增量空间。

还有一个信息藏在同一张表里：规划的方向是往「缺」的地方给。 四川当时 14 家机构里有 8 家在成都、一些人口较多的市州完全没有辅助生殖服务机构，规划就明确在成都、德阳、遂宁、乐山、资阳、眉山、绵阳、宜宾、泸州、内江、南充、巴中、广安、达州、凉山 15 个市（州）各新增规划 1 家（健识局同前，第 23 页）。江苏的表述更直白 —— 新筹建机构择优选择苏州、盐城，「这也是为了留住本省患者不流失」（同前）。这意味着增量牌照的地理位置是被指定的，不是由申请人选的。对任何想通过新建来扩张的主体，这是一条比数量限制更实质的约束：你不能在你想去的地方开。

2.3 两条上限算一遍

金句 规划名额到底是墙纸还是墙？两条上限里，只有第一条能用公开数验算。

《指导原则》的两条数量限制，第一条可以直接验算，因为它的基准年（2020 年末）和实际值（2025-06-30）都是公开的。

第一条 · 增设数量不超过截至 2020 年底总数的 15%。

• 基准：2020-12-31 全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 536 家
• 上限：536×15%＝80.4 家，对应期末总数上限 616.4 家
• 实际：2025-06-30 为 635 家，净增 99 家
• 超出：635−616.4＝18.6 家，超出约 3.0%（本报告计算：18.6÷616.4）

第二条 · 三代机构数量原则上不超过开展体外受精技术机构数量的 30%。

• 基准：2020-12-31 获准开展试管婴儿技术的机构 411 家
• 上限：411×30%＝123.3 家
• 实际：2025-06-30 获批开展 PGT 的机构 127 家
• 分子与分母不同期：分母是 2020 年末的口径二，分子是 2025 年 6 月末的口径三，相差四年半，本报告不据此给出超出幅度

两条计算的输入值分别来自健识局第 22 页（规则）、健识局第 24 页（2020 年基准）和弗若斯特沙利文白皮书第 15 页（2025 年实际），读者可以照着复算。

第一条上限的实际值落在上限往外三个百分点的位置上。本报告的判断是：这条限制是真在起作用的约束，不是写在纸上的建议。支持这个判断的还有第二章前面那张省级规划表 —— 十三个省用了封顶式表述，说明省级执行层面确实把它当上限在执行。

但这条判断的强度必须收窄，原因有四，逐条说清：

一 · 第二条的分母跨期，验算做不成。 这条规则的分母是「开展体外受精技术机构数量」，而 1.2 节的口径二在 2025 年没有公开数，上面只能拿 2020 年末的 411 家当分母。做一次反算：只要 2025 年 6 月末的体外受精机构数超过 423 家（127÷30%，本报告计算），第二条就没有被突破；而 2020 年末已经是 411 家，同期机构总数净增 99 家。因此本报告不把第二条当作「压线」的证据 —— 两条上限里，被验算过的只有第一条。

二 · 分母不明。 转引文本没有交代「总数」是全国口径还是分省口径。如果是分省口径，全国合计的上限会因为各省基数不同而与 616.4 家有出入。

三 · 「增设」的定义不明。 它可能指五年内新批准筹建的机构数，也可能指净增数。如果是前者，那么 2021–2025 年的实际增设数还要加上同期退出的机构数，超出幅度会更大；如果是后者，就是上面算的 99 家。

四 · 本报告未取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指导原则（2021 版）》原文。两条规则均为健识局转引，第三方转述存在删改风险。

因此本节的结论强度定为方向性判断：规划名额构成实质约束，但本报告不给「规划被突破了多少」的精确幅度。要给出幅度，需要先取得《指导原则》原文并明确上述两个口径。

2.4 谁拿得到：公立占绝对多数，而这不是竞争的结果

2020 年末，411 家获准开展试管婴儿技术的机构中，公立 367 家、非公立 44 家，公立占比 89.3%（本报告计算：367÷411）；78 家 PGT 机构中公立 75 家、非公立 3 家，公立占比 96.2%（本报告计算：75÷78）（拆分数据来自健识局同前，第 24 页）。

越往窄口径走，公立占比越高。 这个梯度不是偶然，它是 2.1 节那两道时间门槛的直接后果：第三代要求先运行一、二代满 5 年，而非公立机构大规模持有一、二代资质本身就是近十几年的事。制度给了时间一个权重，而时间只偏向先到的人。

再看四年半之后的变化。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全国 635 家持牌机构中民营辅助生殖机构约 45–50 家（浦银国际同前，第 1 页）。与 2020 年末的 44 家非公立试管婴儿机构相比，数字几乎没动 —— 但这两个口径未必可比：前者是「民营辅助生殖机构」（未注明是否限于试管婴儿），后者是「非公立试管婴儿机构」。本报告未取到 2025 年非公立机构的官方口径数。

在口径不可比的前提下，本报告只作一句方向性提示：这四年半里全国牌照净增 99 家，而非公立机构数量的两个可得口径（44 家与 45–50 家）几乎没有变化。如果这两个口径大体可比，那么新增牌照绝大部分流向了公立体系。这是一条需要被验证的提示，不是结论。

同时有一组数据与这条提示是相容的：非公立机构的取卵周期占比从 2020 年的 11.2% 升到 2025 年的 12.6%（弗若斯特沙利文同前，第 16 页）。机构数几乎没增、周期占比却升了 1.4 个百分点，意味着增量来自存量非公立机构自己的规模扩张，不是来自新牌照。这与 1.5 节「供给端已进入存量效率竞争」的判断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侧面。

2.5 牌照的三种价值，以及它们正在此消彼长

本报告把牌照的价值拆成三层，因为这三层的变化方向不一样。

这张表是本报告的归类，判据在前四节的数据里：准入价值对应 2.2/2.3 节的名额约束，技术档位价值对应 1.2 节的三个口径，规模价值对应 1.4 节的周期数与白皮书「行业稀缺性正由牌照资源向规模化与技术能力转移」的表述（弗若斯特沙利文同前，第 15 页）。

三层之中，第三层是新出现的。 它出现的原因是前两层被管住之后，唯一还能扩张的维度只剩下单机构产能。2020 年 6 月末全国能做 5,000 个体外受精取卵周期的只有 23 家，其中民营仅 2 家 —— 成都西囡和中信湘雅（西南证券同前，第 27 页）；2025 年这个数字是「不足 20 家」（弗若斯特沙利文同前，第 15 页）。

这两个数放在一起，出现了一个反直觉的现象：全国取卵周期总数五年增长 63.8%（本报告计算：100.1÷61.1−1），而年周期数 5,000 例以上的机构数并未同步增加。本报告对此不下确定性判断，因为两个数来自不同机构、不同时点，口径本身也不同（西南证券那条是「能够做」的产能口径，白皮书这条是实际年周期数口径），且「不足 20 家」是一个区间表述而非精确值。能说的只有一句：规模化并没有以「出现更多大机构」的方式发生。如果增量周期主要被中等规模机构吸收，那么 3,000–5,000 周期这一档的机构数应该明显增加 —— 白皮书的表述「显著少于 3,000–5,000 周期区间的机构」与此相容，但没有给出该档的具体家数，因此无法验证。

顺带处理一个流传很广的数字：有材料称「80% 的机构周期数不足 1000 个/年，仅有 10% 的机构周期数大于 5000 个/年」（锦欣生殖招股书、安信国际，转引自健识局同前，第 25 页）。按 2020 年末 536 家算，10% 对应 53.6 家，与西南证券的 23 家（2020 年 6 月末）和白皮书的「不足 20 家」（2025 年）都差一倍以上。三个数互相不兼容，本报告标为口径冲突未裁决，正文只使用 23 家与不足 20 家这一对（两者来源不同但量级一致），健识局那条在此登记、不作论据。

2.6 一个环节的护城河判定

本节判的是这个行业里典型玩家类型的壁垒，不是任何一家具体公司。

「他不划算」一档判「中」的依据是一条海外实证：杰富瑞在莫纳什试管婴儿集团（Monash IVF，澳大利亚上市）的研究报告中写到，鉴于体外受精服务交付的高固定成本特性，某一时期最后 100 个新鲜辅助生殖周期的增量 EBITDA 利润率约为 70%（EBITDA 即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可粗略理解为扣掉日常经营开支、但尚未扣利息税金与设备折旧前的盈利；「增量」指的是在已有产能基础上多做这些周期所带来的那一部分）（Jefferies 关于 Monash IVF 的股票研究报告，2025-09-28，第 1 页）。增量利润率 70% 的含义是：一家机构一旦把固定成本覆盖住，每多做一个周期几乎是纯利。反过来说，做不满的机构会被固定成本拖垮 —— 这解释了为什么同样有牌照，周期数少的机构日子很难过。本报告把这条判「中」而不是「强」，因为它是澳大利亚市场的数据，中国的收费结构与人力成本结构不同，不能直接搬用幅度，只能借用机制。

「客户不换」跨周期那一档判「弱」而不是「反」—— 「弱」是不知道，不是知道它不行。本报告查了研报客平台 92 份相关研报与主要上市公司公开披露，未找到患者跨周期留存率的可核数据。

时间压缩判据：对最硬的那一条壁垒（第三代资质）做一次压缩比测算。正常积累时间 T₀ 为 6 年（1 年人工授精＋5 年一二代，见 2.1 节）。砸钱能压到多久 T₁？压不动 —— 时间门槛按「实施满 N 年」计，与投入规模无关。唯一的压缩路径是收购已经满足条件的存量机构，但那是买时间不是压缩时间，且要先解决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变更问题（见 7.4 节）。T₁／T₀ ≈ 1，钱买不动，判定为候选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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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需求侧：谁在用、用多少、为什么只有一成

3.1 需求从哪来：三条驱动与一条反向力

不孕不育症按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指育龄期男女在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保持规律性生活的情况下，经过至少 12 个月仍未能实现临床妊娠的一种疾病状态（转引自弗若斯特沙利文《2026 年中国辅助生殖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白皮书》2026-03，第 11 页）。

白皮书列出的患病人数上升原因有三条（同前第 11 页），本报告按它们对辅助生殖需求的传导方式重排：

第一条 · 初婚与生育年龄后移。 中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 1990 年的 21.4 岁涨到 2020 年的 27.95 岁；初次生育平均年龄从 1990 年的 23.4 岁增长到 2017 年的 27.3 岁（国家统计局数据，转引自同前第 11 页）。这一条的传导最直接，而且是不可逆的 —— 白皮书称，女性年龄是影响体外受精成功率的最核心变量，随年龄增长卵子数量与质量下降、妊娠率降低且流产风险上升（同前第 12 页）。年龄后移同时做两件事：把更多人推进辅助生殖路径，又让这些人的单周期成功率更低、需要的周期数更多。对行业的量，这是双倍的推力。

第二条 · 男性精子质量下降。 一项有关年轻男性精液质量的研究显示，整体上中国男性精子浓度在近十年间下降了 31%，形态正常的精子比例下降近 20%（转引自同前第 11 页）。这一条的意义在于它决定技术档位：严重少弱畸精症对应的是第二代（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不是第一代。男性因素占比上升会把需求结构往更高技术档位推。

第三条 · 不良习惯与环境污染。 白皮书的表述是居民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可能导致生殖系统疾病（同前第 11 页）。这一条最弱 —— 它没有给出量化的传导链条，本报告只记录，不作论据。

反向力只有一条，但它很强：出生人口下降本身。2025 年全年出生人口约 792 万人，为建国数十年来最低水平；同期死亡人口约 1,131 万人（国家统计局数据，转引自同前第 10 页）。出生人口下降既是不孕率上升的结果，也在压缩整个生育相关产业的总盘子。

这两股力的净效应是白皮书所说的「逆周期性」（同前第 10 页），本报告接受这个判断的方向，但对它的强度持保留 —— 逆周期成立的前提是「有需求的人能转化成接受治疗的人」，而 1.5 节的测算显示 2020–2025 年新增需求转化为新增周期的比例约为 6.7%。逆周期是真的，但它不是自动的。

3.2 需求的价格弹性：有数据，而且很陡

这个行业有一组少见的、直接测量支付意愿的调研数据。育娲人口研究《中国辅助生殖研究报告 2023》给出：超过半数（55.3%）的患者可以接受 5 千到 3 万元的治疗费用，32.2% 的患者可以接受 3 万到 10 万元的治疗费用；同时，70.7% 的潜在患者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愿意接受治疗，而分别给予 25%、50%、75%、88% 的补贴时，有治疗意愿的潜在患者比例提升至 84.2%、90.5%、96.3%、98.9%（转引自招银国际《我国辅助生殖行业迎来持续政策春风》2024-06-28，第 13 页图 21、图 22）。

这组数字的形状很关键，值得逐段读：

增幅列为本报告计算。前 25% 的补贴撬动了全部增量的 47.9%（本报告计算：13.5÷（98.9−70.7）＝13.5÷28.2＝47.9%）。换句话说，这条曲线在低补贴段最陡，之后迅速变平。

这个形状对理解第五章的医保政策至关重要。在招银国际汇总的九个省市（数据截至 2024 年年中），医保对一个体外受精周期的覆盖比例落在 13.5%–33.1%（招银国际同前，第 11 页），恰好落在这条曲线最陡的那一段的前半程。按这组调研的形状，25% 的补贴对应约 13.5 个百分点的意愿提升 —— 这是医保政策能撬动的量级。再往上加，边际效果会快速衰减。

必须同时说清这组数据的两个局限。其一，它是意愿调研不是行为数据，「愿意接受治疗」与「真的去做了」之间有落差。其二，本报告未取到《中国辅助生殖研究报告 2023》原文，这是转引。因此本节只作方向性判断：需求对价格敏感，且敏感度在低补贴段最高。不给幅度。

3.3 为什么渗透率只有一成：三个解释，以及它们的相对权重

中国 2025 年辅助生殖服务渗透率 10.5%，欧洲 36.5%、美国 34.5%（弗若斯特沙利文同前，第 14 页）。这个差距通常被归因于三件事，本报告逐条检验它们的证据强度。

解释一 · 支付能力。 2018 年单次取卵周期价格约 3.3 万–4.2 万元，而《中国高龄不孕女性辅助生殖临床实践指南》测算 35 岁及以下女性平均需要 3 个治疗周期以成功活产，意味着育龄女性成功活产一次至少需要花费 10 万元；同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约 5 万元，即一个家庭需要花费约 2 倍城镇就业人员的年收入来解决生育问题（《中国高龄不孕女性辅助生殖临床实践指南》与《2023 中国统计年鉴》，转引自国金证券《从产业链视角探索辅助生殖行业发展逻辑》2024-07-12，第 15 页）。这条解释有量化链条，也有 3.2 节的弹性数据支撑，证据最强。

解释二 · 供给可及性。 这一条的证据在省级规划文本里。四川「目前全省机构数量偏少，14 家机构中有 8 家分布在成都市，一些人口较多的市州尚无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机构」；安徽「全省百万人口体外受精治疗周期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甘肃「机构数量相对不足且分布不均衡，还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各省规划文本，转引自健识局《中国辅助生殖政策分析报告》第 23 页）。这些是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自己写下的判断，证据强度高于第三方估计。

供给不均衡还会产生跨省流动：江苏 2020 年全省实施试管婴儿 21,876 例，「吸引了众多周边省份（主要是安徽）不孕不育症患者前来就诊，也有部分患者流失到上海」，且「南京地区提供全省服务总量的 60%，苏、锡、常三市占 17%，其余地区仅占 23%」（江苏省规划，转引自健识局同前第 23 页）。一个省内 60% 的服务量集中在一个城市 —— 这是「可及性」问题最直白的证据。

解释三 · 认知与接受度。 白皮书的表述是「经过近十年的技术进步与市场教育，公众对辅助生殖技术认知逐步增强」（弗若斯特沙利文同前，第 19 页）。这条最弱，没有可量化的传导链条，本报告只记录。

本报告的归类与理由：三条解释里，一和二有硬证据且互相独立，三只能作为背景。而一和二之中，二更结构性 —— 支付能力可以靠医保政策在两三年内改变（第五章会看到它确实改变了），而机构的地理分布要靠五年一轮的规划一点点调，且新增牌照的地点由规划指定（见 2.2 节）。换句话说：钱的问题已经在解了，地方的问题还要等。

还有一个口径提醒，它关系到能不能用海外渗透率倒推中国的需求上限。白皮书自己指出：美国不孕夫妇的渗透率相对较高，「并且由于政策极其宽容，也有很多其他适用人群寻求辅助生殖服务，如没有生育问题的正常夫妇、跨境患者、未婚人士，甚至同性恋群体」（同前第 14 页）。中国现行规范不覆盖这些人群，因此中美渗透率的分子口径根本不同。用 34.5% 去测算中国的需求天花板，会系统性高估。本报告不做这个测算。 1.4 节给出的每百万人周期数口径（中国 4,260.6 对美国 6,703.3，2023 年）分母更可观测，差距 1.57 倍，可以作为方向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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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 一个取卵周期的钱是怎么收的

4.1 费用结构：服务七成、药耗三成

金句 这个七三开是理解整份报告的枢纽 —— 医保只报了那个「七」。

一个完整的体外受精流程总费用大概需要 3.5 万–4.5 万元，其中检查费用约 5,200 元、药品费用约 1.2 万–1.5 万元（促排卵药物，含口服及针剂）、加上降调节药物约 1,800 元，手术费用部分体外受精约 1 万元、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需再增加 4,500 元、新鲜胚胎移植约 1,700 元、全胚冷冻约 8,000 元（锦欣生殖公开披露，转引自西南证券《辅助生殖专题》2023-03-11，第 22 页）。

按大类归并，招银国际给出的拆分是：医疗服务费用一般可以占到整个体外受精周期费用的约 70%，药品与耗材约 30%（招银国际同前，第 11 页图 18）。

这两组数据可以互相验算。按锦欣披露的口径，药品费用 1.2 万–1.5 万元加降调节 0.18 万元，合计 1.38 万–1.68 万元；总费用按 3.5 万–4.5 万元计，药品占比为 30.7%–48.0%（本报告计算，取端点组合：1.38÷4.5＝30.7%，1.68÷3.5＝48.0%）。区间的下端与招银国际的 30% 吻合，上端则明显更高。

这个差值来自两个口径的不同，不是矛盾：招银国际的「药耗」是药品加耗材，而耗材的成本在中国现行收费体系下多数已经打包在医疗服务项目价格里（例如「胚胎培养」这个收费项目包含了培养液的消耗），患者账单上看不到单独的耗材行。锦欣披露的「药品费用」则是患者实际另行支付的药费。因此本报告在讲患者账单时用锦欣口径，在讲行业成本结构时用招银口径，并在每一处注明。

为什么这个七三开是枢纽？ 因为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这条通道的纳入范围是医疗服务项目，不含药品和耗材。招银国际的原话是：「上述 10 个地方的医保暂时仅覆盖辅助生殖治疗中涉及的医疗服务项目，药物耗材费用暂时没有纳入医保」（同前第 11 页）。这意味着这条通道自身的天花板是 70% —— 即便某个省把全部服务项目都按 100% 报，患者在这条通道下仍要自付三成左右的药耗费用。实际覆盖比例还要远低于此，见 5.4 节。

但这不是患者账单的全部，因为药品另有一条通道。 药品能否报销取决于它是否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这条通道与服务价格项目彼此独立、并行运作。就辅助生殖用药而言，本报告检索到的公开信息呈现的是「部分进、主流未进」：黄体支持用药中的黄体酮注射液（Ⅱ）经 2024 年国家医保谈判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2024 年）》、按乙类管理、自 2025-01-01 执行，为该领域首个国谈药品（生产企业长春金赛药业公开披露）；另有媒体转述国家医保局 2021 年口径称溴隐亭、曲普瑞林、氯米芬等生育支持药物已纳入支付范围。而费用占比最大的主流促排卵药物——重组人促卵泡激素一类——据公开信息尚未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绒促卵泡激素 α 则出现在国家医保局 2026 年目录调整的申报材料公示名单中，结果未定。

因此本报告对这个七三开的结论是收窄的：服务项目这一侧的上限是 70%，这一点有据；药耗那一侧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一部分药品已可经药品目录报销，但具体到辅助生殖适应症的限定支付范围、以及各药品的实际报销比例，本报告未取到目录条目原文，无法量化。所以本报告只说「服务侧上限 70%」，不再把 70% 当作患者可获报销的总上限。5.4 节给出的 13.5%–33.1%，量的也只是服务项目这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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